王金全心头有两笔还不清的债。他欠父亲的，13年前，在痴呆的母亲和兄妹两人的学费的重压下，父亲患上了精神病。令他不能释怀的是，到现在他都没有能力让父母生活得像点样。 
　　另一笔债更加沉重，但却温暖。6年前，一位好心人开始定期救助他，支持着他读完了中学，并考进了南京工程学院。令他稍感欣慰的是，3年来他一直在还这笔债——作为南京工程学院卖报济困小组的一员，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救助了30多位像曾经的他一样窘迫的失学儿童。

1. 1000份报纸＝一年学费

　　王金全又一次踏进了南京工程学院江宁校区的大门，当他走到花坛边时恰好是下午3点30分。现任的卖报小组组长蔡孝鹏和新加盟的陈柯龙已经捧着一摞报纸等在了那里。王金全意外地发现花坛边上多了一个“铁皮箱”，上面用大字写着“济困助学卖报亭”。

　　蔡孝鹏笑呵呵地告诉他：“我们有了自己的卖报亭！”王金全忍不住拉开了报亭的门，探头左看右看：虽然只是一个2平方米的“铁盒子”，但卖报组总算有了自己的小窝，而且还能挡风遮雨，看来第六届卖报组的学弟学妹不用再窝在花坛边分报卖报了。

　　王金全的脑海里蹦出了自己第一次卖报时的情境。那是他到南京工程学院报到的第一天，也是下午三点半，第一位顾客一脸惊讶地从他身边转身跑开。王金全的胃里翻出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举着报纸的手一下子垂了下来。这时，卖报小组的创始人陈可笑嘻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在意，总有人买有人不买的，我就经常碰到塞过来10元钱拿一份报纸的好心人，习惯了就好。”

　　这一习惯就习惯了整整三年。王金全告诉记者，蔡孝鹏已经是卖报小组的第五任组长了，而再过几天接力棒就要交到第六届手上了。

　　正在报亭窗口忙着把报纸一叠叠分好的蔡孝鹏接过话头说：“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今年3月份的上街卖报活动，参加的临时志愿者比哪年都多，一天就赚了六七百。最新鲜的是夫子庙那里的报贩居然跟我们打价格战，我们卖5毛一份，他们就叫5毛2份，没想到大多数人都很支持我们为希望工程卖报，很多人连找头都没要。”

　　话音刚落，一直没做声的陈柯龙突然问：“金全，你们那个时候卖一份报纸能挣多少啊？我怎么觉得忙乎了几个小时只能赚三四十啊。”王金全回答：“也就一份挣1角钱吧，跟现在也差不多。”陈柯龙愣愣地算了一下，说：“老天，一个孩子大概每年要100元学费，也就是说卖掉1000份报纸才赚出一个孩子的学费啊！”

2.　100元：一生最大的债

　　1000份报纸挣出一年学费！王金全自己从来没算过这笔帐，不过他知道那100元钱的分量。

　　1997年的4月，第三次辍学的王金全已经彻底放弃，他相信自己再没有可能读完中学了。想起陕西洋县那个叫作观尔岭的小村庄，想起仍然迷迷糊糊的父母和连二年级都没有读完的小妹，王金全有种想哭的冲动：“学校规定，初二的学费必须在初一的期末交纳，我连打工筹钱的时间都没有啊！”

　　为了读书，王金全已经努力了很多次。六年级毕业那年的暑假，为了筹集初一需要的160元学费，13岁的王金全跟着村里的大人来到了西安。从来没见过大工地的他还来不及看清周围的砖瓦，就被推到了一个中年人的面前。“多大了？看着这么瘦小，能干什么？”王金全记得大人们曾经教过他的话：“16了，我什么都能干。”中年人摆了摆手，转身要走，王金全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角：“要我吧，求求你，我少拿钱多干活！”在周围人的说情之下，王金全终于留在工地上当起了小工。虽然每天只挣7元钱，虽然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但王金全始终感激那个包工头，正是在那里挣到的300元钱支撑他读完了初一。

因为交不出初二的学费，王金全连初一期末的考试都没有参加。

　　他在家里打起了行李包，准备像妹妹一样去做个农民工。就在他准备离家前的几天，一封夹着100元钱的来自南京工程学院的信挽留住了王金全，也挽留住了他那已经差不多冰凉的心。

　　王金全回忆说：“信是陈可写的，他说他知道穷孩子读不起书的痛苦，还说愿意一直帮我读到毕业。就是这封信和两年的资助支持着我。”

　　“当知道陈可是通过卖报纸来资助我时，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考进南京工程学院，要和陈可一起为更多读不起书的孩子挣学费。那100元钱是我欠下的人生最大的一笔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更让我对人生充满希望。我希望能用一辈子来还这笔爱心债，让更多的人拥有希望。”王金全这样描述他的“卖报动机”。

3.　一个和七个：陈可的传奇

　　改变王金全命运的100元钱来自陈可，一个被南京工程学院的师生誉为传奇的人。

　　少年的陈可也很“背”，他曾经在1994年大病一场，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而且还背上了一万多元钱的债。两年后，他考进了南京工程学院，父母东挪西凑为他交上了学费。谁都不明白陈可为什么会想到去卖报挣钱资助穷孩子，也许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品尝过贫穷的滋味”。

　　学校的团委书记王老师用一个“倔”字形容陈可：“1996年的秋天，刚刚入校的陈可向团委提出要通过勤工俭学资助失学孩子，考虑到他自己的家庭情况，我拒绝了他。没过多久他居然又来了，我还是拒绝了他，当第三次陈可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个孩子的决心了，答应帮他向学校申请。”

　　请战难，作战更难。靠着一股牛劲，陈可同南京的一家报社取得了联系，拿到了卖报纸的额度，并且决定第一次义卖要搞得轰轰烈烈，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为此，陈可跑遍了县市容委、县委宣传部等部门，最终在县长的支持下理顺了所有关系。1997年3月15日，陈可动员了全班几十位同学走上了街头，在一天之内卖掉了2000份报纸，赚到了200元钱。

　　然而，最初的热情之后，绝大多数同学都体会到了卖报纸的艰辛和烦琐，大约三个月之后，陈可成了“单干户”。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陈可居然在这个时候又从县团市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选了3名特困生作为资助对象，此后他的资助名单又逐渐增加到了7个。从1个到7个，也就是意味着每年至少700元钱，要卖7000份报纸啊！7000份报纸是什么概念？如果是《文汇报》这样的报纸，7000份对折叠起来，大概有十五、六米高，相当于五层楼房，称分量的话，足有两吨以上！

　　有人说他“逞能”，也有人劝他“尽份心就行了，你又能帮得了几个”，妹妹流着泪写信给他，“哥，你为什么每次来信都说你生活得很好，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答应我，不要再卖报了……”

　　陈可的心也很痛，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坚持：“我也知道卖报纸的钱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这种做法让我感觉到一种精神的存在，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感觉到这种精神的存在，能让更多的孩子得到帮助。”

4.　给孩子一点机会

　　虽然陈可早就毕业离开了南京工程学院，但他的梦想却在这所学校里继续着。到目前为止，南京工程学院卖报小组已经坚持了将近七个年头，组长已经换到了第六任，受资助的失学儿童也已经增加到了30名，超过150名学生曾经为这个小组而奋斗，捐助给希望工程的钱已经超过了6万元……

　　受到感动的好心人也越来越多。一位浙江岱山县做水产生意的虞老板曾2次专程赶到南京工程学院，向卖报小组捐赠了4000元。在他写给陈可的信中写到：“我有了钱，就吃喝玩乐，看到你的事迹，真是汗颜。我以后要重新生活……”

　　南京一位高三学生的话是卖报小组最希望听到的：“你们的所作所为使我知道，即使是很小的希望，也值得去努力，去争取，让希望变成事实。我不知道中国的贫困人口有多少，但像你们这样的小组一定屈指可数。但，这就是希望……我没有理由不被它温暖，没有理由不为之加薪添柴！”

　　面对社会上的赞誉，卖报小组的成员们显得异常冷静，现任组长蔡孝鹏告诉记者：“我们从来不指望靠这种卖报助学的行为就能改变我国很多落后地区的苦孩子无力上学的境况，我们的希望是传递一种信念，传递给千千万万个类似少年王金全这样的孩子一种信念：无论你生命中遇到过多大的困难挫折，无论你感到多么绝望，都不要放弃追求，只要抓住一点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你的一生就会不同。而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再给别人一点同样的机会！”

　　有时候，改变人的一生，只要100元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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